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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后问。我吓了一跳，猛地直起身来，两手插进口袋里，又拿出来。“呃，来点酒吧。”

    “你这酒鬼，”他说，“威士忌还是啤酒？”

    “不要啤酒。”

    我们就坐在餐桌上喝酒。我捧着杯子，把它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吗？”

    “是的，”他说，“怎么，你不欢迎我吗？”

    “没有的事，”我摇摇头，“我总不能强迫你什么。”

    我仰头喝完了杯子里的酒，温暖的感觉从喉咙流到胃里，焦躁渐渐被抚平了。亨特给我又倒了酒，自己也添了一杯，我们就这样轮流倒酒、喝酒，几乎没有一句交谈，也不吃东西。开第二瓶酒的时候亨特的动作明显迟缓，起子明明就在手边，我注意到他茫然地寻找了一下。

    “我曾经有个发小，”他说，“说不上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止不住地流泪，后来吊死在家里。我看见你，就觉得你和我那个发小很像，让人很担心……你看。”他用手指着我，后来干脆伸出手来在我的眼角擦了一下。

    哭让人显得很软弱。持续地流泪会引人厌烦，让你失去本应拥有的尊重和体贴，眼泪是这样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意志，有时候就这样流下来，取代了情感和语言。我感到很悲伤，原本只是眼眶湿润，紧接着就难以自控，趴在桌子上，把头埋进手臂，大声抽噎：“有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亨特……很糟糕的事情……”

    温热的手掌贴上我的背部，粗鲁地拍抚起来。我反复拨开他的手，朝他大吼着“你快滚吧，见到我就应该远远躲开”这样的话，他大概以为只是酒后的疯话，一点儿也没有害怕、躲避，甚至玩笑着说：“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喝酒，没想到酒量这么差。”但他才是已经醉了的那个。亨特随手把杯子拨到一遍，玻璃杯给推到桌角，险些砸碎在地；他也趴在桌子上，侧过头来看我，像学生时代趴在桌子上看隔壁组的同学那样。他的绿眼睛迷蒙而多情，缓慢地眨着。我站起来，借口要去上厕所，他也只是转动眼珠跟随我的举动。

    我在浴室里用冷水扑了一把脸，靠在墙上，自我调整呼吸，然后从口袋里摸出药瓶和针管，针头刺进瓶中抽满一管，把多余的空气推出。我推开门，探出头向外看，亨特还是维持着刚才的姿势趴在桌上。我右手拿着针管，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站在他身后。亨特像预感到什么似的，迟钝地转头看我，同时我把针插进他的肩胛骨下方，推入药剂。

    我一直记得他惊骇的、颤抖的眼睛，那双绿眼睛里倒影着我的影子，看起来同样惊恐万状。亨特挣扎着推了我一把，针头脱出，带着血迹，而针管内大部分奴弗卡因还是被注射进皮下。他扶着桌子试图站起来，又因为酒精和慢慢起效的麻醉剂而摇晃着难以站稳，“苏伊？”他叫着我的名字，朝我走来，我扶着墙不住地后退，直到后背猛地撞上立柜；此时，亨特在我眼前缓缓地跪下，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我给他打的是麻醉剂，而不是什么致命毒药，我不希望他死得太蹊跷，引来不必要的调查。我原本的计划是用他自己的枪往他的太阳穴开一枪，再把枪塞进他手里，这个计划的细节是这样的：我需要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对他开枪，然后把枪放在他手里，将他的手大约抬高到太阳穴的位置，松手，任手枪自由滑落在地上。

    计划在实施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首先，我没有找到亨特的枪。刚才我始终没想到有哪个机会可以让他把手枪拿出来玩，说实话，这太蠢了，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