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九) (第2/4页)

疑在实际运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论书籍了。如《礼记》、《荀子》、《吕氏春秋》这些书籍里都出现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

    例如《礼记坊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忧争利而忘义。”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引用《周易》“既济”篇中的句子。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句话里的“括囊，无咎无誉。”是出自《周易》“坤”篇中的句子。

    《吕氏春秋》里也有多处引用《周易》来阐明事理。

    如《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吕氏春秋》里出现的“《易》曰”的内容，同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

    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为义理之书看待，这应是无疑的。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巫术、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我们已知孔子，孙武都进行过启蒙，都反对占筮术。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如《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的声音（但中国战国时“祛魅”的声音被膨胀下来的霸权与霸术所终结。不同于中世纪“祛魅”过程，人们统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时又抑制了王权专制主义的膨胀。而中国进入到王权专制时代，就是巫术、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义思潮大回潮大发展的时代了）。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战国时期的多国竞争政治背景，是沉闷与封闭式的大一统专制，也就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

    总之战国时期上层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是战国时期里不可否认的事实。战国时期里把《周易》一书恢复到本来的义理之书的性质上。正是在理性的时代里，才能理性的认识《周易》一书，而不被《周易》的外在形式("繇题"式)所迷惑。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之外，没有记录用《周易》筮卜的例子了。对《周易》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二是文化精英对《周易》一书思想要旨的正确领会，才能够出现如庄子的那种认识，把《易》列入“六经”之一，也才有荀子的“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才有战国时期的“易学”成就。

    我们已看到战国时期在引用《周易》文章阐明事理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用“《易》曰”这一称法，同引用《诗》、《书》的称法一样。这无疑是把《易》（即《周易》）与《诗》、《书》看成一样的性质书籍了。这不同于《左传》里反眏春秋时期所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直接说理时，不称“《易》曰”，而是一个特殊的称法，如“《周易》有之，在《坤》之＂临＂曰”，这与当时史巫筮卜的称法基础一样。而到战国时期的引用及论述上已把《周易》恢复到本来的义理性质上了。在战国时期对《周易》的论述上也多于春秋，除庄子把《易》列为六种重要经典之说，以及荀子的“善易不占”说法外，战国时期主要的论《易》（即《周易》）文章出现“易学”的专论里，就是后来说的“十翼”（或叫（易传））里的一些文章，即属于战国时期的一些“易学”文章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荀子的“善《易》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