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十六) (第2/3页)

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朱熹把《周易》解释为占筮之书，又在《周易本义》里增加“卦变图”及筮卜仪式，无疑体现朱熹的神学思想。卜筮本是巫术的派生，朱熹所讲筮卜的神启仪式，更体现了巫术思想。而程颐虽运用象数易学，并结合《周易》里的文辞来解释《周易》里的义理，彰显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占卜问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说成是一回事吗？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先秦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阳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后封建社会里那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看看这些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败，灭亡，已成定局。

    总之，到王阳明时“筮”、“理”同一说，这又是一种“高明的哲学思辩”。王阳明的“心”说，看似有点类似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而很可悲的是王阳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阳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阳明心学流弊，为后学者只能高谈心性，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干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巨大耻辱与劫难。王阳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乌托邦”。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