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六篇(十四) (第2/2页)

拒绝接受神话的非理性内容而接受了神话思维的非逻辑形式，而这种神话思维的非逻辑形式对于奠定中国哲学思维的传统、塑造中国特殊的理性人格形态均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就此而言，孔子在拒斥＂怪力乱神＂之类非理性的思维内容的同时，却倡导以诗的比兴为代表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这正是由神话到哲学的思想史变革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渐变过程的表现，不同于古希腊的激进的哲学革命。”（《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第408页）

    “从＂兴＂的类比作用着眼，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先秦理性思维的一个特异之处。引诗用诗的时代偏好在本质上不是修辞技巧问题，而是思维传统问题。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之所以被广泛引用，在当时与其说是附庸风雅，不如说是为类比推理寻找令人信服的根据。”（同上第417页）

    “不论是谚语还是诗歌，乃至寓言和故事等，作为理性思维的一种初级形式，都是神话类比联想的派生物，因而有别于以形式逻辑为准则的抽象理性思维。至于选择诗还是其他形式作为全民族性的论证推理工具，则完全是文化因素所注定的。中国式的＂兴于诗＂和尼日利亚的＂兴于谚语＂，乃至印度的＂兴于寓言＂、阿拉伯的＂兴于故事＂，就其人类学意义上看，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简言之都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衍生物。”（同上第423页）

    “借助于西哲的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更加确定比喻象征和类比联想都可以归入一种以建立事物间相似联系的特殊认知方式，当这种认知方式不是作为纯抽象的思辨理性之辅助和补充，而是作为全民性的普遍的思维特征时，诗国文化的独异之处也就必然的由此而产生了。就此而言，孔子关于＂不学诗，无以言＂的信条和《淮南子》关于＂不知比喻，则无以推明事＂的理论命题。都只有在以＂诗性智慧＂为理性认识的主要方式的诗国文化中才得以成立。不论是孔子，还是《淮江南》一书的作者们，都不是为了号召人们去争取当诗人才说出的上述见解的，他们只不过是以诗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的代言人身份道出了该文化的普遍观念而已。对于一个完全否定神话思维，把＂诗性智慧＂贬值为非理性的文化传统来说，所能代表文化普遍价值观的命题自然会与此相反，如布莱克所引述的那样＂要人们注意一个哲学家的隐喻，就是小看了这位哲学家＂。除此之外，或者可加上黑格尔的更具权威性的命题：＂谁把思想埋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在如此鲜明的对照之中，中国诗文化的特点和弱点，将变得更为清晰可辨和易于理解。若从根本上讲，两种文化的思维特质之终极差异似应该归结到有象和抽象的差异。……有像思维也大大妨碍了抽象理论系统的建构，不利于发展思辩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中国科学长期以来停留在经验描述的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层次上。除此之外，诗思与类比的滥用，还成为迷信产生的温床，陈规陋习的避难所。”（《诗经的文化阐释》第433-435页）

    （以上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里的第六章“诗可以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通过以上文章的引述，已知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即诗性智慧。叶先生虽然阐述的是《诗经》文化，但对认识中国哲学思维特质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帮助。中国哲学诗性智慧的结晶与源头是《周易》，先秦哲学无不是诗性思维的方式。但为何是这样？为何孔子推崇诗？为何形成有象？叶先生并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现象不被中断，却得到延伸发扬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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