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_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五)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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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五)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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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封建城市的起源虽然较晚,但是它们建立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基础之上。城市形成后,很快发展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并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日益明确,乡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限,而城市则主要从事于贸易及手工业。

    中国三代时期,唯战国时期的一些城市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手工业和商业。也正是战国时期“邦国”处于竞争的大社会环境,铁工具在生产中广泛的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邦国”的竞争与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战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后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后封建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就是靠先秦那些诸子思想哺育、喂养着,类同西方的文明是靠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哺育成长。

    而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城市一般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建立起来。从先秦到明清作为中国城市基本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主要与国家政治有关,是国家施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统治者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社会体制的枢纽。

    中国又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形成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是根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也正是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基础保障。城市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堡垒,并不是做为工商业的发展功能而存在着。那么,为何中国城市是这种的延续着呢?正如张光直所言:“再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古代城市,我引侯外庐的话,说明中国古代城市与以前氏族制度的延续性。侯先生这样讲道:"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都不容易和土地的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统一。"

    "用这个特殊性和其他的文明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亲族制度和国家的统一关系,就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还加强了。”(《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2页)

    不过张光直引述侯外庐先生的那段话里说的“氏族奴隶”,笔者认为商周不是奴隶制。自然住在农村的是农民(“小人”),是农业生产劳动者。氏族贵族住在城市,而为氏族贵族生产劳动的氏族农民住在“邑里”的种田者,当然是隶属于氏族贵族的,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既无出现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国家,也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国家。

    中国从原始氏族聚落进入城市聚落的国家形态,从商至清,只经历了稍有区别的两种社会形态。

    一是以血缘(王室)家族分封统治的国家模式(商、周);二是以血缘(王室或皇室)家族委派制(或官僚制),即委任臣奴统治的国家模式(秦至清)。商、周不过是以血缘管理国家的一种统治模式,而秦(追朔到先秦)以降不过是以臣奴代理王室血缘家族的一种管理统治模式而已。根本不同于西方出现的地缘管理,血缘管理正是氏族遗制的延续。

    中国古代(即前后封建时代)国家形态,只不过是氏族血缘遗制的延续。“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血缘家族行施集权主义的外在形式。而实质是为一个血缘家族(王室或称为皇室)利益展开的一切活动过程。一个血缘家族(王室)以所谓“国家”的名义,在各个领域实施的垄断,以保持血统地位,子子孙孙万世江山不移。严格的说“国家”在中国前后封建社会几千年里就没有对这个概念下过定义。也没有思想家对其进行过探讨。只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王”家理念。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几千年同样保持着“连续性”。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是个没有变化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就是到了近代,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大清王朝还在实行着血缘管理的氏族遗制。

    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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