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明帝，但大明已经没了 第309节 (第3/3页)


    在封建时代，阶级差距没有像后世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用明面上的“平等”掩盖，而是**裸的暴露在人际关系的表层，甚至写入法律。

    良贱不平等，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束缚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无法作为自主的社会劳动成员，投入社会生产当中，另一方面也是严重践踏人文原则的。

    但朱由榔知道，想要对这一点动刀，其所面临的阻力，恐怕比之前什么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清查隐田更要大。

    即使是清朝，在雍正废除奴籍以后，其实也并没有对此作出太多改善，奴仆关系依然事实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原本的奴籍百姓一样无法和良籍百姓获得法权上的平等。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

    很多大地主，都是事实上的大奴隶主，江西、浙江、南直之地，但凡拥田阡陌者，一般家中奴仆不下数千。

    其中倒也并非完全是来源奴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从万历以后，随着粮食减产，以及官府摊派越来越重，大量自耕农破产，只能卖身为奴。

    尤其是许多地主，为了更好的控制佃农和逃税，胁迫或者诱使对方签署卖身的奴籍身契。

    一旦将这些人解放出来，对于这些地主而言，他们无法再合法的控制这些劳动力，想要继续租佃，就不得不提高价码，才留得住人。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从文化和社会风气而言，想要扭转奴籍百姓的卑微地位，也是个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又无法避免的会触及封建宗法统治的核心价值。

    良贱可以平等，那么贵族和黎庶，宗室和百姓，地主和佃农，嫡嗣和庶孽，依附在金字塔最低端之上的整个大厦，都会被动摇。

    如果连社会最底层的贱籍，青楼里的卖身的窑姐，端茶送水的龟公，吹拉弹唱的戏子，任凭打骂的丫鬟，看门护院的家奴，形如牛马的仆工，他们都可以获得和所有人一样的法权。

    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粉碎的，又何尝只是主人们作威作福的权力？

    在这个家法大于国法的年代，地方主官，以“少讼”为荣，如江西等地，由于百姓识字率高，动辄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员们冠以“讼民”、“刁民”之称。

    主家处置奴仆，属于家法范畴，甚至，在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看来，最好的社会形态，就是所有纠纷都由宗族解决，啥都不要捅到官府这来。

    地方乡老、族长，成为了事实上的“黄四郎”，任你什么县官老爷，都得礼让三分。

    而现在，朱由榔却要朝廷站出来

    大声的否决

    “不，这不是你家的家事，这是国事！”

    两百多年后，一名湖南教员在自己家乡的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农民，普遍要受三种压迫，即“寺观、宗教的神权压迫；祠堂宗族的族权压迫；地主劣绅的经济压迫，如果是女性，还要再加上一层夫权压迫。”

    资本经济还在萌芽之际，朱由榔现在还没有本事，向最核心的地主阶级的绝对统治开刀，那便只能先向依附于其上的两层，加以打击和削弱。

    这样的改革并不彻底，撑死也就是“明治维新”式的变革，远远称不上革命。

    但没办法，朱由榔本人的权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地主阶级，或者说地主阶级中，较为进步的集团，早期的资产阶级，本质上也是“进步的地主”，刀子是没法割自己的。

    至于彻底的“敢教日月换新天”，那便只能留待后人了。

    反正他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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