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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是带着希冀问出这句话的,像是自暗处来,首次暴露在阳光下的双手,渴望有人来握住。 于是我一把摘掉护目镜,粲然一笑:当然要。 那时我目光所及,尽是圣莫里茨鸽子灰的天空,说不上多晴朗,只零零散散漂浮几朵滚着金边的白云,这个叫周朗的男人,他那张温柔而忧伤的脸便印在其间,叫我在很久以后都无法忘怀。 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点好时光。 他的臂弯紧了又松,松了又紧,可到底,还是松开,我便犹如一片羽毛,没入雪中,寒冷透过厚厚的衣,阵阵牙酸般包裹住我。 他垂首,一点薄雪飘至我眉间,不一会儿,化成水珠,从眼角滑落,他一边替我擦去,一边弯着嘴角回忆起往事。 我记不大清了,应当是十七岁那年,我孤身前往英国,去到爱丁堡念书。在那里,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钱,租住在蓝桥街最廉价的公寓,老鼠足足有砂锅那么大,常伴我入眠的是隔壁英国老夫妇的鼾声。 他说:我可不是会朝家里要钱的孩子,而我又高估了自己,原来我在学校只是个普通人,连奖学金的边都摸不到。 但是我可以接受,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学业之余,像所有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我用自己还算说得过去的画技挣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笔钱。 那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妇人,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模样,暗红而杂乱的发,褐色雀斑点缀在她白得过分的皮肤上,像是什么童话书里跑出来的神仙教母,我以为她是来告诉我,我是流落人间的灰姑娘。 我听得笑了一下,他也笑了,淡淡的。 她整了整自己破了洞的衣服,十分有姿态,而后她接过画,却哭了,说谢谢我将她画得那样美,我有些难过,便说女士,请别哭,您的五英镑我退还给您,没什么不会过去的。 因为我也早瞧见过她,冬天一大早便挎着装满小饼干的藤篮出门兜售,往往我下了课,路过公园,她甚至一个还没卖出去。 爱丁堡雾蒙蒙的冬晨,她笑着,眼睛里流淌着悲伤,她说自己是上世纪随丈夫私奔来英国的爱尔兰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由于没有护照只能在矿场打黑工,最后操劳过度,病倒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也因为流感夭折了。 现在快要死去的丈夫有一个愿望,他想看看曾经的她,这时我的肚子叫了,于是临走前她塞给我几块小饼干。 已经完全冷透了,可我当时却觉得美味极了,坐在喷泉池旁,囫囵吞下去,说来真是可笑,那便是我的早饭了。 后来,她总是来送饼干给我,说托我的福,她的丈夫看起来好多了,她还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她的丈夫头发花白,眼窝深陷,见我来了,还要十分艰难地起身迎接。 威尔逊夫人烙的薄饼棒极了,热乎乎的,一点不像英国的生活,我很喜欢,我们三人好像非常融洽,我也总偷偷塞一些零钱在盘子下作为餐费。 可是某一天,威尔逊夫人不来找我了,去敲她家的门,也没人开,正值期末,忙得紧,我也没有太在意,直到 说到这里,兄长昂头,褪去护目镜的双眸朝鸽子灰的天空探去,阳光渐渐消弭,冬雪再次飘零,随风刮裹天地间,他黑而软的发梢被微微带起。 直到那天,这件事登了报,钱伯街有两个爱尔兰人死在家中,一个是病死,一个是上吊自杀。 后来的日子,我不断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因为我没有坚持敲门,所以害死了他们呢? 没有人能为我解答。 于是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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